摘要：全面深化金融业改革开放、健全分工合理、相互补充的金融体系，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机构体系和普惠性金融支持政策体系，创新间接融资服务科技创新方式

    当前宏观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传统行业面临需求不振、产能过剩的挑战，作为中国经济的血脉，金融业如何接受新的挑战并确保金融安全？如何继续推动改革以及提升服务效率？站在“十二五”与“十三五”交汇节点前望，在新的经济形势下，未来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应聚焦何处？
    “全面深化金融业改革开放，健全分工合理、相互补充的金融体系，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机构体系和普惠性金融支持政策体系，创新间接融资服务科技创新方式。”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首席经济师王远鸿在接受《财经界》专访时提出几点重要方向。
 
    金融改革要降低试错战略成本
 
    ●《财经界》：近年来，国家一直在力推金融领域的改革，尤其是2015年，动作不断，从银行业改革到利率市场化，每一项都在尝试和推进，您认为这些改革的进展如何？
    王远鸿：首先，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是金融业进一步放松管制，扩大对内开放的重要一环。首批发起设立的深圳前海微众银行、上海华瑞银行、温州民商银行、天津金城银行和浙江网商银行等5家民营银行，2015年6月底全部开业，截至2015年11月底，5家民营银行资产的规模已达500亿元。
    尽管目前民营银行数量不多，但开放民间资本进入传统银行领域将有利于为实体经济提供必要的竞争性金融供给，逐步打破以往的垄断格局，解决部分基层地区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
    其次是初步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框架，逐步完善有问题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放开行业准入限制，降低金融机构进入门槛，必然会出现一些抗风险能力较低的金融机构。存款保险制度由原来的政府隐性担保，改为按照市场化原则来处置银行倒闭问题，最高偿付限额为人民币50万元，约为2014年我国人均GDP的11倍，远高于国际2-5倍的水平。这一方面充分保护了中小储户的利益，另一方面使得银行和存款人要更多地考虑潜在的风险因素，慎重地进行贷款和存款决策。
    第三，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不断增强。2013年7月20日，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全面放开， 2015年8月26日，放开一年期以上（不含一年期）定期存款的利率浮动上限，2015年10月24日起，放开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等活期及一年期（含）以内定期存款利率上限。存款利率上限的放开，标志着我国的利率管制已经基本取消，利率市场化迈出了非常关键的一步。此举一方面有利于增强利率的价格杠杆功能，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另一方面有利于金融机构提高自主定价能力，加快经营模式转型，提升金融服务水平。与此同时，还为货币政策调控由数量型为主向价格型为主转变创造了条件。
    2015 年8 月11 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完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这一方面在机制上加大市场供求对汇率形成的决定性作用，提高了中间价的市场化程度；另一方面顺应了市场力量对人民币汇率的适当调整，使中间价与市场汇率之间的偏离得到校正，中间价的基准作用明显增强。
    此外，将存款准备金由时点法考核改为平均法考核，开展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机构改革的资本金补充工作，有序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并完善相应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一期）成功上线运行，也为境内外金融机构人民币跨境和离岸业务提供了资金清算和结算服务。
 
    ●《财经界》：通过这些改革，我们积累了哪些经验？还存在哪些突出的矛盾和不足？
    王远鸿：由于其国民经济核心的独特地位，金融改革的影响往往大于其它经济领域的改革。近年来金融改革的实践表明：金融改革发展必须有利于提高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效率，充分发挥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决定性作用；金融改革必须统筹考虑与稳增长、防风险的关系，有利于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有利于提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金融的改革开放必须与国内宏观调控能力和金融体系的发展程度相适应， 有利于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和质量。金融的改革开放必须有利于建立现代金融监管框架，有利于加强和改善金融宏观调控，维护金融稳定。
    2015年以来股市、汇市出现的大幅波动说明，我国金融体制特别是监管体制还存在诸多不适应经济金融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矛盾。
    总体来讲，我国金融改革缺乏整体规划和发展战略指引，在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后，不宜继续“摸着石头过河”，必须对金融改革开放进行更具前瞻性的系统设计和整体推进。
    其二，我国金融对内开放总体落后于对外开放，不利于形成健康、有活力的金融体系。突出表现在对民营资本进入银行领域还有很多的限制，面向农村基层的普惠金融还不够，远远达不到需要。而正因对内开放协调性不够，也加剧了中小企业和县域经济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
    其三，央行和金融监管部门的协调性不够。多头监管，政出多门，重大问题不能协调，极大地影响了决策统筹和决策效率。
    第四，对实体经济的支撑有待提高，尤其要进一步提升对创新、县域经济和中小企业的支持。
    当然，改革都需要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金融领域尤其如此。长期来看，我国金融改革未来仍需在这些方面继续推进，才能逐步达到预期效果。
 
    应加大对中小企业的定向服务
 
    ●《财经界》：尽管国家一直力促金融资本回归实体经济，但成效并不明显，特别是中小企业仍然深陷融资难题，您对此怎么看？
    王远鸿：金融资本对实体经济没有热情，一个根本原因是，中国经济经过多年高速增长之后进入提质增效的新常态，很多传统产业发展遭遇天花板约束，开始出现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产业增长速度大幅回落。但同时，能够适应变化并具有新经济增长优势的产业、产品以及技术创新能力仍处于早期培育阶段，新经济的增量难以弥补比重大幅下降的、旧的、传统的实体经济存量。与此同时，我国生产成本又在不断提高，尤其是企业员工的社保成本大幅上升，导致工业品价格和工业企业利润的持续下降，在盈利前景不佳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产业和金融资本在客观上就要受逐利动机驱使，从投资回报率低的实体经济大量退出而转投金融和资本市场等虚拟经济领域。
    然而国际经验表明，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尤其是经济的创新发展，都离不开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的推动，因恶劣生存环境倒逼，中小企业的创新往往比大企业多。帮助和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是金融业职责所在。
 
    ●《财经界》：那么，金融机构应如何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您有什么建议？
    王远鸿：一是要健全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且相互补充的金融体系。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机构体系和普惠性金融支持政策体系，全面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发挥金融创新能力，培育经济发展新的动力。
    二是对银行业来讲，需要进一步提高服务的覆盖面，提高服务质量，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尤其要提升面向落后地区、小微企业的服务能力。
    三是顺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要求，充分发挥资本市场“调结构”和“促创新”功能。应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在资产和产权重组及推动科技创新的“阵地”和“先锋”作用。构建与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壮大创业投资规模，完善创业板和“新三板”以及新兴产业板等新的融资交易平台建设，建立技术创新和新商业模式的融资支持体系，通过差异化的发行条件要求来引导股票发行结构的变化，适时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使金融资源更好地切合“调结构”和“促创新”的要求。
 
    ●《财经界》：目前来看，您认为面向中小企业服务做的比较好的案例有哪些？
    王远鸿：事实上，现在很多金融机构都有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服务和举措。比如，中国工商银行专门推出了中小企业融资服务品牌——“财智融通”；民生银行的定位就是“中小企业专业金融服务商”；北京银行则联合北京市科委，专门针对小微企业续贷业务推出“循环贷”特色产品。
    服务实体经济给我们印象深刻的还有国家开发银行推出的融资、融智与融商服务。所谓融商，即是从企业发展能力方面着手进行资源整合，把商业资源的机会性统一在一个平台上，创造出更大的机会和效益。
    在向企业客户提供服务的同时，国开行还提供融智服务，即专注于知识层面的资源整合，为客户提供智力支持。也就是说，融智以专业优势、体制优势和社会资源优势，为融商所实现的有关战略、投融资安排、产业链合作等重大事项提供综合服务。
    实践表明，国开行不仅事前监管企业和项目，事中事后还要融入到企业和项目中去，从生长到发展，进行全过程参与和服务。其重要意义在于，不仅帮助建立企业，更能帮助其生存下去、发展起来。同时，这样的服务也提升了金融机构本身的服务能力，为未来的市场化改革积累起一些经验。
 
    警惕多种潜在风险
 
    ●《财经界》：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面临着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金融领域的风险是否更甚，2016年我们可能会碰到哪些挑战？
    王远鸿：风险和挑战来自于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从国际上看，主要是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分化，特别是美联储加息，美国宏观经济政策趋紧，而欧洲和日本还要继续发力，这种状况会加大全球宏观经济政策、汇率、利率、资本市场及资本流动的波动风险。对中国而言，一方面主要国家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政策分化调整压缩了国内的经济政策的调整空间，另一方面国内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可能进一步加剧全球利率、汇率和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风险。
    从国内来看，首先，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压力加大可能带来经济下行的风险。因为经济下行风险大，要求金融托底的压力也会加大，银行业要警惕因规模扩张而给资产质量带来的潜在风险。
    其次，工业和投资下滑带来一些实体经济领域资金链断裂的风险，会直接影响银行信贷的安全，导致银行资产不良率的上升等。像房地产投资、政府基础设施领域债务规模的置换带来的一些风险都会导致银行风险加大，或出现新的三角债。值得警惕的是，地方政府、大国企和大民企，作为新的债务源头，如果他们先不还款，就会导致整个资金链条出现问题。
    第三，一些地区和行业失业的风险可能会加剧，而行业和企业的发展直接影响到银行贷款状况。如煤炭、钢铁、能源及原材料等重工业和东北地区这样的产业结构相对单一、没有多点支撑的地区值得关注，关键时应加大对这些地区和行业的政策性支持。
    第四，经济下行会直接影响税收，而税收少了，财政收入就会少，政府财政收支矛盾就会突出，赤字率会比较高，2016年赤字率和债务率都能可能提升，带来赤字率和债务率上升等潜在风险。
    此外，还要警惕金融本身的风险，主要包括利率、汇率、股市、债市的潜在风险因素。与其他领域不同，金融本身的潜在风险以及其他行业的风险最终都会传导到金融领域，因为所有行业领域都需要跟银行发生信贷关系，而一旦出现问题，银行最难脱身。
 
    ●《财经界》：您认为，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些风险？
    王远鸿：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2016年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实行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投资有效性，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改造提升传统比较优势，增强持续增长动力。
    而为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一是要主动释放信用违约风险。打破刚性兑付，引导形成正确预期；通过加快核销和处置不良贷款、多渠道补充资本金等方式提高商业银行的抗风险能力。二是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继续适度提高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保持适当的置换债券规模，推动地方融资平台转型改制进行市场化融资，探索完善健全地方政府债券市场化发行和定价机制，扩大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投资者范围，鼓励社保基金、住房公积金、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在符合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的前提下投资地方债券。继续加大地方结转结余资金清理力度，督促地方尽快拨付使用应按原用途使用的资金，坚决收回并且重新统筹安排调整到重点支出方向。三是高度防范出现新的股市、汇市、债市、楼市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未来要向大国金融体系迈进
 
    ●《财经界》：2015年是“十二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十三五”规划开启之年，在这一关键节点，您对我国金融领域的发展有何期待和建议？
    王远鸿：回望和梳理金融领域在“十二五”时期的发展，成就显著：金融机构体系不断健全，金融机构市场化运作机制更加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得到进一步发展，金融业双向开放取得积极进展，金融综合实力和金融调控水平不断提升。
    尤其值得欣喜的是，中国金融业在全球的影响力正在日益提高。除了金融机构、资本市场在全球的资产排名和市场规模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中国金融的全球话语权也得到显著提升，人民币加入SDR、中国在世行等国际金融组织投票权的比重提升，发起设立金砖国家银行、亚投行以及“一带一路”战略推动着更多金融资本的输出，无一不体现出中国金融在国际上正发出越来越多“自己的声音”。
    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随着全球经济的日益渗透以及中国自身经济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中国金融业还需“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才能满足国际国内发展更高的要求。
    因此，在未来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我们必须围绕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的发展理念，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开放，全面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完善宏观调控方式和审慎管理框架，坚持底线思维，确保国家安全，促进经济金融平衡、稳健、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对于中国金融业而言，这是构建与大国经济相匹配的大国金融体系的需要，更是积极应对未来各种风险和挑战的重要路径。

关键词:中国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