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的出版,如同一枚掷向社会的重磅炸弹,作者提出的问题不容回避:经济增长成果的分配不平均在市场经济里正在拉大,且有加速的趋势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21世纪资本论》的出版,如同一枚掷向社会的重磅炸弹,作者提出的问题不容回避:经济增长成果的分配不平均在市场经济里正在拉大,且有加速的趋势。
今年9月,《财经界》记者联系采访了此书领衔译者巴曙松老师,本期“财经名刊名著”栏目除附上“文章节选”、“各方评论”外,亦刊出巴曙松为《21世纪资本论》写的序
文章节选:
收入不平等成焦点
财富分配已成为时下最广泛讨论和颇具争议的话题之一。但是我们是否真正了解其漫长的演进过程呢?私有资本的不断积累真如卡尔•马克思在19世纪预言的那样,将导致财富被少数人掌握吗?或者如西蒙•库兹涅茨在20世纪所设想的那样,增长、竞争与技术进步之间的不断博弈将会逐渐降低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不平等程度,促进其更加和谐地发展?我们对财富和收入从18世纪演变至今真正了解多少?当下,我们从中又可以汲取怎样的经验呢?
从马尔萨斯到李嘉图
经典政治经济学诞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法两国,关于社会分配问题的讨论贯穿始终。人口的持续增长——这是以前不曾出现的情况——再加上农村人口的外迁以及工业革命的来临,使每个人都深深意识到激烈的变革正在进行。这些剧变又是如何影响财富分配、社会结构以及欧洲社会政治稳定的呢?
托马斯•马尔萨斯在1798年发表的《人口原理》一书中明确指出:人口过剩是影响财富分配的首要因素。他建议要立即停止所有给穷人的福利资助,严格控制贫困人口的增长速度,否则这个世界将会因人口过剩而变得混乱而痛苦。
大卫•李嘉图于1817年出版了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主要关注的是土地价格和土地租金的长期演进。和马尔萨斯一样,他的著作几乎没有进行过真正的统计。尽管如此,他对其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知识是非常精通的。他受到马尔萨斯模型的影响,但对其做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对以下逻辑悖论十分感兴趣。一旦人口和产出开始稳步增长,相对于其他商品,土地会越来越稀缺。根据供需原理,这意味着土地的价格会不断上升,支付给地主的租金也会上涨。如此一来,地主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会越来越大,而提供给其他人的份额就会减少,从而破坏社会平衡。李嘉图认为,无论是从逻辑上还是政治上来说,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法是稳步增加对土地租金的税收。
这一悲观的预测被证明是错误的:土地租金在较长时间内仍将居高不下,但最终,随着农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下降,相对其他财富形式,农田的价值不可避免地下降了。在19世纪初期,李嘉图没有办法预测未来技术进步的重要性或工业的发展。就和马尔萨斯一样,他不能想象人类会从食物需求中完全解放出来。
然而,他对土地价格的洞察仍是有趣的:他提出的“稀缺性原则”意味着某些价格可能在几十年后上升到非常高的水平。这可能足以动摇整个社会。价格体系在协调数百万个体的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实际上,现今新的全球经济体系中有着数十亿人。问题是,价格体系既不能发挥约束作用也不能体现道德观念。
在21世纪,对于理解全球财富分配来说,忽略“稀缺性原则”的重要性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为了更具说服力,我们可以用世界主要国家首都城市房地产价格,或者石油的价格来代替李嘉图模型中农田的价格。在这两种情况下,如果将这一发生在1970~2010年间的趋势推导至2010~2050年或2010~2100年,将导致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相当大规模的经济、社会及政治失衡——这将使我们不可避免地想起李嘉图的预言。
可以肯定的是,原则上有一个相当简单的经济机制,可以使经济恢复到平衡的轨道上:需求和供给的机制。如果某种商品的供给不足,价格太高,那么,对该商品的需求就会减少,这将导致其价格的下降。换句话说,如果房地产和石油价格上涨,人们就会搬到乡村或者骑自行车出行(或两种都做)。但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弄明白,绝不能排除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作用在涉及某些相对价格发生巨大变化的财富分配上,会有大而持久的分歧的可能性。这是李嘉图稀缺性原则的主要含义。
马克思的光辉超越时空
在马克思于1867年出版《资本论》第一卷时,也就是李嘉图的稀缺性原则发表半个世纪后,经济和社会现实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问题不再是农民能否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或是土地价格将疯狂的上涨,而是如何理解现在正迅猛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
当时最引人注目的现实是工业无产阶级的悲惨生活。尽管经济快速增长,但在人口增长和农业生产力提高的大环境下,大批农村人口外迁,导致大量工人涌入城市贫民窟。工人们工作时间很长,工资却非常低。新的城市悲剧发生了,更为明显,更让人震惊,甚至在某些方面比旧制度造就的农村悲剧更加悲惨。《萌芽》、《雾都孤儿》和《悲惨世界》并不是来源于其作者的想象力,而是来自于在工厂工作的那些根据法律限制仅大于8岁(1841年的法国)或在矿山工作的大于10岁(1842年的英国)的童工们。
事实上,今天我们所掌握的所有历史数据表明,直到19世纪的下半叶——甚至是到后三分之一时间才出现了工资购买力的显著上升。从19世纪的第一到第六个10年中,工人的工资停滞在非常低的水平——接近甚至不如18世纪及其之前的水平。据我们的观察,英国和法国在这漫长的工资停滞的阶段停留了更久,因为在这一时期他们的经济增长正在加速。我们在1870~1914年间看到的充其量是一个稳定在一个非常高水平的不平等,以及在某些方面不平等程度的螺旋上升,尤其是财富的集中度越来越高。很难说如果没有因战争引发的重大经济和政治冲击,这个轨迹将会向何处发展。借助历史分析和一点远景预测,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些冲击视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强大到足以减少不平等的唯一力量。
无论如何,资本在19世纪40年代繁荣发展,工业利润增长,但劳动收入却停滞不前。这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当时还没有出现完整的国家统计数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第一个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起来了。他们的中心论点很简单:如果经过半个世纪的工业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还是和之前一样悲惨,而立法者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禁止工厂雇佣8岁以下的儿童,那么工业发展的好处在哪里?技术创新、辛苦工作以及人口流动的好处又在哪里?现有的经济和政治体系的破产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人们想知道其后的长期演变:你们到底还能说些什么呢?
这就是马克思为自己设定的任务。1848年,在“民族春天”运动(这是指在那年春天爆发的欧洲革命)爆发的前夕,他发表了《共产党宣言》,一篇简短而强有力的文章,它的第一章由一句名言开始:“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文章第一部分以同样著名的革命预测结尾:“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存的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在接下来的20年里,马克思写了多卷的论述文章对这个结论进行论证,同时第一次科学分析了资本主义及其崩溃的原理。
和李嘉图一样,马克思将他的研究重心专注于对资本主义体系内在逻辑矛盾的分析上。他因此寻求将自己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区别开,马克思认为这些人只是一味地谴责工人阶级的苦难生活,却不曾为解决他们的实际经济困难提出真正的科学分析。总之,马克思将李嘉图的资本价格模型以及稀缺性原则作为强化资本主义动态分析的基础,当时资本是工业设备(比如机械、厂房等)而非固定资产主导,因此原则上累积资本数额没有限制。事实上,他的主要结论可以被称为“无限积累原则”,即资本将不可逆转地不断积累并最终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中,是一个没有天然界限的过程。这就是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终将灭亡预言的分析依据:资本收益率稳定降低(这样将遏制资本积累并导致资本家之间的激烈冲突)或是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无限制地增长(这迟早将变成工人运动的导火索)。不论发生何种情况,社会经济均衡或是政治稳定都将变成奢望。
尽管存在局限性,马克思的研究在很多方面还是卓有成效的。首先,他以一个重要问题开始(关于工业革命期间空前的资本积聚),然后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回答:现代经济学家都应该以他为榜样并从中受益。更加重要的是,马克思提出的无限积累原则表现出其深邃的洞察力,它对于21世纪有效研究的意义毫不逊色于在19世纪的影响。
不平等问题应重回核心
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在发达国家显著增加,尤其是美国,其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收入集中的程度回到了——事实上甚至略微超过了上世纪的第二个10年。因此,理解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收入不平等为何以及如何下降至关重要。可以肯定的是,贫穷和新兴国家的高速发展,特别是中国,很可能会被证明是一种在全球层面减少不平等的有效力量,这与1945~1975年间发达国家的发展情况类似。但是这一发展过程让新兴国家产生了深深的焦虑,在发达国家产生的焦虑则更甚。此外,最近几十年在金融、原油、房地产市场观察到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失衡,自然引起对于索洛和库兹涅茨“平衡增长路径”必然性的怀疑,他们认为所有经济变量都以相同的速率在变化。
到2050年或2100年,世界会被交易员、高层管理者和超级富豪所拥有,还是会被石油生产国抑或中国的银行所拥有?又或者世界可能将被避税天堂所拥有,因为上述角色中会有许多去那里寻求庇护。如果不问谁会拥有什么,而只是从一开始便假定增长在长期是自然而然“平衡”的,这种想法是很荒谬的。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在21世纪初所处的阶段就好似我们的先辈在19世纪初的状况:我们正在见证令人印象深刻的全球经济的变化,并且很难知道这些变化的广度,或者说几十年之后全球财富在一国内或多国间将如何分配。19世纪的经济学家将分配问题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地位并致力于研究其长期趋势,鉴于此,他们理应得到极高的评价。他们的答案并不总是令人满意的,但至少他们提出了正确的问题。
我们没有任何根本的理由来相信增长是自动平衡的。我们从很早就应该把收入不平等的问题重新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地位,并提出19世纪就已经出现的类似问题。长久以来,经济学家们都忽视了财富分配问题。如果不平等问题重新成为中心议题,那我们就必须开始收集足够广的历史数据,以便更好地理解过去和现在的趋势。只有通过耐心地积累事实和样本,再在不同的国家间进行比较,我们才有希望识别出发生作用的机制并对未来有一个更加清晰的预见。
巴曙松写给《21世纪资本论》的序言
在全球经济金融体系从危机中逐步喘定之际,如何反思这场危机、进而相应改进从国际经济治理到微观市场监管体系等各个方面,促使全球经济顺利从危机中复苏,成为全球决策者和研究者关注的重要课题。从政策决策的角度看,金融危机的爆发也促使研究界和决策者反思经济金融体系中的深层次缺陷与不足,从而更有针对性地在新的经济环境下采取新的政策措施。
托马斯•皮凯蒂提的《21世纪资本论》迅速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一本数百页的经济学著作,不仅持续在欧美主要的网络书店畅销,而且从我在纽约看到的情况,这本书还迅速摆上了飞机场的书店、以及街头巷尾的大小书店。甚至有一种调侃这本书的流行程度的说法是,现在在曼哈顿吸引进步青年的做派之一,就是随手带着一本托马斯•皮凯蒂提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托马斯•皮凯蒂提在伦敦等地的公开演讲,其现场气氛的热烈程度,可比热门摇滚歌手的演出,千人大会场依然是一票难求。
对于这一现象,不同人士有不同的解读,有研究传播的学者认为这是网络和媒体全球化的产物,有研究政治的学者认为这是有关国家如美国大选在即、即将展开角逐的双方都在寻找理论支持等,更多的则是从经济金融角度的分析,认为托马斯•皮凯蒂提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的流行,揭示了全球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于收入差距拉大等公平问题的高度关注,公平与效率再次成为全球范围内无论研究者还是决策者都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正是因为这本书击中了全球经济政策当前的“痛点”之一,无论读者是否赞同托马斯•皮凯蒂提在《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中提出的看法,都促使其程度不同地关注这本引起广泛关注的新著。
在这本书中文版结束翻译、进入反复校订阶段时,各个方面的评论已经纷至沓来,这些海内外先后涌出的、立场各异的书评,本身就从特定的侧面证实了这本书的讨论价值,从我搜集的各种书评看(其中有不少书评我专门刊发在我的公众微信号“巴曙松研究员金融政策研究”中),其数量应当也足以出版一本与托马斯•皮凯蒂提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同样篇幅的著作了。正由于此,在该书中文版的序言中,我们只是客观地介绍相关的背景,具体的评判则交给读者了。
……
期待通过这本书中文版的出版,促进经济界对公平与效率的再思考
皮凯蒂提这本书基于广泛的历史资料与数据,覆盖了18世纪工业革命至今20多个国家,同时采用不同的理论架构进行分析。作者试图通过经济分析和大量数据重新理解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并试图解释在较长的历史阶段收入和财产分配的演进过程和特征,由此汲取经验。可以说,这是一本试图通过经济历史的进程,以历史的眼光与经济学的分析,试图重新理解历史并得到新的结论的著作。
《二十一世纪资本论》英文版出版以来,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赞成者有之,批评者有之,期待着有之,担忧者有之,但是这本书能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也表明财富分配以及与此相关的公平与效率的古老话题,再次成为全球关注的重点课题。事实上,纵观全球经济学界,皮克提并不是第一个、或者说唯一指出欧美以及全球财富不平等正在加剧的研究人员,但此书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产生如此大的冲击,一方面是由于目前金融危机过后大多数欧美国家增长陷入停滞或者缓慢增长,在反思金融危机的根源、希望对经济金融体系进行改进时,人们越来越多关注社会不平等与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以十分简洁的分析框架挑战流行于欧美的主流认知,提出这种不平等深植于西方社会所仰赖的资本主义体制,是结构性的而非周期性的,同时告诫如果不加限制,这种不平等在未来只会进一步恶化而非得到缓解。
翻阅对于这本书的各种书评,可以看到不少赞美者,例如曾任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布兰科•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称这本书是“经济思想史上具有分水岭意义的著作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德曼(Paul Krugman)在《纽约时报》连续发表评论称,这本书是“最近十年来最重要的经济著作”。
与此同时,本书自然也引起了一些争议。有人指出书中数据的有显著缺陷、对资本的定义过于简单和模糊、难以用一个单一的资本回报水平代表实际上回报水平差异巨大的各种资本等。也有专家学者指出皮克提的论证过程中忽视了政府对穷人转移支付的部分,忽略了金融体系在整个逻辑链里所起到的作用。另外,皮克提关于建立全球资本累进税的政策主张更是被斥为难以操作的空洞政策。同时,也有不少研究者强调,在全球化的今天,仅仅单独考察欧美国家而不对应地将新兴经济体结合起来考察,也不能反映资本回报率等变动的主要因素,例如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制造业向新兴经济体的转移,极大地改变了这些发达经济体的资本回报水平等。还有批评者认为,法国目前实施的许多收入分配政策,实际上就带有皮克提的经济分析的影子,但是实际效果有目共睹,法国的经济增长依然疲弱不堪;有批评者说,皮克提在对市场机制提出批评的同时,对政府的行为给予了非常大的期望,但是他忽视了经济学上经常讨论的政府也常常失灵的话题,而且政府失灵时往往比市场失灵对经济的冲击更大。
在托马斯•皮克提这本书在全球引起广泛关注时,其中文版的出版也引起广泛的关注。在本书尚处于翻译校订阶段时,《参考消息》报就邀请我们提供了部分译稿,并连续摘要刊登了该书主要章节的一些判断。我以为,中文版的出版至少可以让中文读者了解全球范围内经济思潮演变的趋势及其部分原因,同时,如果可以引发关于公平与效率的深入思考,也是更值得期待的。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开始进入转型阶段,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正在平稳放缓,如何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为经济转型提供良好的经济社会支持,是经济界越来越关注的课题。尽管中国有着与欧美不一样的发展阶段、发展环境,但是在继续强调提高经济发展效率的同时,如何公平地分配经济发展的成果,同样是值得思考的重要课题。同时,这本书引发的许多争议在中国同样还需要继续深入研究,例如,根据皮克提的分析,任由资本不断再投入可能确实会导致社会群体间收入与财富差距的扩大,当政府特别是还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的政府如果限制资本投入,这种差距是不是就一定能得到缓和?有没有可能资本管制对收入分配所可能带来的正面作用事实上明显不及经济增长因此受到打击所带来的负面作用?这些都需要结合不同的国情进行深入的分析。
另外,皮克提这本书重点在探讨资本回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较少分析资本回报的可能规律(例如其分布与波动周期等)。皮克提确实提到资本回报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性,在实际经济运行中,为什么资本的投入最后落实到实体经济的增长这一部分显得如此之少以至于资本的回报率与国民经济的增长率之间存在如此大的鸿沟?抛开一些可能的乘数效应以外,是否还有可能和资本投入的行业与部门有关?如果确实存在相应的规律,那么我们是否可以通过金融体系的改进来引导资本进入那些更能催生实体经济增长的领域从而使得经济的增长与资本的回报之间的差距收敛?因此,我更愿意强调的是,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应当是在新的全球环境下重新提出了关于财富分配、以及与此相关的公平与效率的重要课题,但是对于这一课题的回答,则需要结合不同国家的发展阶段、以及历史传统等进行具体的研究,就如同皮克提研究法国等国家的经济历史数据一样。
本书的翻译由巴曙松研究员主持和组织,并与陈剑博士共同进行翻译的协调和统稿校订工作,巴曙松、陈剑、高扬、张悦、路扬、刘璇、夏碧莹等参与了初译,初译之后又经过几轮交叉校订与统校,以及从语言、专有名词等各方面的修订。因为本书篇幅较大,为了让中国读者更快读到这本书的中文版,中信出版社还专门邀请了有经验的多名翻译专家共同参与这个过程。整个翻译历时数月,因为篇幅大、时间紧、协调统稿的工作量较大,对于中文版中可能出现的疏漏与不足,还望广大读者在阅读的同时不吝批评指正,以便我们不断改进。
是为序。
巴曙松
2014年7月 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
各方评论:
中信出版社:一本书,一个时代。(它是)21世纪迄今最重要的一部经济著作,是经济思想史的分水岭,媲美马克思《资本论》。
保罗•克鲁格曼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21世纪资本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告诉世人:我们不仅已经踏上了收入水平回归19世纪的道路,而且还正在向“世袭资本主义”回归。在“世袭资本主义”时代,经济制高点不是掌握在有才华的个人手中,而是被家族王朝所主宰。
布兰科•米兰诺维奇 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经济思想史上具有分水岭意义的著作之一。
何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这本专业性很强的书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争议,是因为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社会思潮出现巨大转折。风起于青萍之末。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正处于守势。对资本主义的反思越来越深入。不平等将是21世纪经济学面临的最重大的课题之一。
作者简介:
1971年出生,18岁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22岁就获得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和伦敦经济学院的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就是以财富分配为题。此后皮凯蒂一直研究财富不平等现象,著有多部研究法国和世界关于财富分配的著作,2002年他获得法国青年经济学家奖。
2005年,时任法国总理德维尔潘委托只有34岁的皮凯蒂创建巴黎经济学院,以求能与伦敦经济学院媲美,2006年皮凯蒂作为创始人出任首任巴黎经济学院院长,两年后卸任行政工作,专心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2013年皮凯蒂荣获两年一届的伊尔约•约翰逊经济学奖。
关键词:托马斯